1977年，注定是要被銘記的一年。這一年12月，570萬不同出身的考生走進考場。從此，他們的命運出現轉折，一個國家的命運也因此改變。隨著高考制度的恢複，中國法學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197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吉林大學法律系、湖北財經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系率先招生，爲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法治建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法治人才。時至今日，中國恢複高考制度已有45年。而我們身邊的很多法律人，也都有著屬于自己的高考故事，這些回憶見證了中國高考的曆史變遷，觸摸著中國高考的改革脈搏。
從1999年實行了“3+X”科目改革到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實現全面網上錄取，同年北京市進行了自主命題的嘗試，再到2003年開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試點改革，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實施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最後到新高考改革，高考制度邁向新時代……
毫無疑問，恢複高考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相信隨著新高考在選拔評價人才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必將在新時代更加顯現。
1977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發生的許多事，都成爲時代的符號和縮影。這年，鄧小平同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籲，讓停擺了11年的高考制度重新開啓，成爲一代人命運的轉折點。王利明也搭上這趟列車，成爲他口中自豪的“七七級”大學生，人生軌迹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試
1960年2月，王利明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族鎮。15歲時，他從沔城中學高中畢業，成爲一名插隊知青。平日裏在田間地頭勞作，感到迷茫時，他就拿起身邊能夠找到的書讀起來，不曾放棄對知識的執著。後來，在插隊的農村，王利明還當上了小學代課老師。
1977年，高考恢複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忽如一夜春風來。無論是在田間勞作的青年，還是在工廠裏忙碌的工人，都爲之驚訝和激動。這個消息傳到王利明插隊的村莊時，大家都對此將信將疑，畢竟已經停滯十多年，消息的真假讓人懷疑。王利明最初也沒當回事，並沒有認真備考。
一個月後，王利明的一位中學老師寫信給他，在信中叮囑：“你在中學的班裏是尖子生，有基礎，有希望，你要認真准備，一定要參加這次高考，抓住這難得的機遇。”王利明回信表達了自己的顧慮，由于放下數理化等知識已經有幾年了，手頭也沒有教材，複習資料不足，不知該如何准備。但王利明是幸運的。這位中學老師很快回信，並隨之寄來幾本以前的中學教材，再次鼓勵王利明抓緊備考。也正是因爲這位老師的堅持和鼓勵，才讓法學界在日後多了一位頗有建樹的學者。
就這樣，王利明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向生産隊請了假，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出門。餓了啃點紅薯，吃點炒飯，醒了就看書，困了就睡覺。就這樣過了半個月，王利明走上了考場。
對于這場人生重要的考試，王利明現在還曆曆在目。據他回憶，當時他所在的考場有很多位置都空著，看來有不少人最後都放棄了。
王利明雖然准備考試的時間並不充裕，但以他高中時候的底子，加上那半個月夜以繼日的備考突擊，艱難通過了這場考試。王利明回憶起這場考試的題目，仍然記憶猶新：“第一天的政治考題，第一題是解釋‘四人幫’，我看到題目心裏一下子有了底氣。語文主要是翻譯荀子的《勸學》，並寫一篇命題作文‘學雷鋒的故事’。”因爲王利明的古文基礎好，所以語文答題對他來說毫無困難。難的是數學，由于荒廢多年，即便很簡單的數學題，對王利明來說都很難。王利明後來聽一位招生的老師說，他的數學成績確實一言難盡，但好在語文出色，把總分拉了起來，才被錄取。
直到進入大學，王利明跟同學們聊天時才知道，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曆，靠著往年的積累和臨時抱佛腳，應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據了解，1977年實際參加高考的考生爲570萬，最終錄取率只有不到5%，成爲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年。在法學領域，當年全國只有北京大學法律系、吉林大學法律系、湖北財經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系3個院系恢複招生。
王利明正是考入了这为数不多的法學院系，成了湖北财经学院第一届法科生。“我至今都记得，我正在田间除草时，一位乡村邮递员大声喊我的名字，然后给我送来一封邮件，我打开一看，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以为自己在做梦，请身边的人仔细看了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确认无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王利明親眼目睹了“文革”期間隨意對公民私權的侵犯，給他的心中蒙上了一層灰。所以，在報考大學時，他想要爲“權利”呐喊，爲完善法律制度出一分力，所以毅然選擇了法學專業。
1977年，王利明成爲湖北財經學院第一屆法科生，他所在的班級日後被稱爲“中國法學第一班”。人們之所以這麽說，一方面是因爲恢複高考那年，湖北財經學院率先恢複招收“文革”後第一批法律系學生；另一方面，時至今日，這個班出了不少法學界的名家名師（如吳漢東、黃進等人）。
別看現在群星璀璨，可剛入學的時候，大多數人身上都保留著泥土氣息。他們不僅來自不同的地方，年紀也有大有小，最小的不足18歲，最大的32歲。王利明記得開學報到時，看到有人背著行李第一次走出農村、有人挑著擔子，手裏還牽著自己的孩子。千差萬別的人走到一起，成爲同班同學，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現象。除此之外，老師們也是從農村、工廠、五七幹校紛紛返回學校，開始新的使命。
從王利明進校開始，國家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從前習慣了小心翼翼地說話，忽然可以敞開心扉，大膽表達，對他們來說，仿佛進入了一個煥然一新的新時代。
王利明曾多次表示，他們這代人有幸趕上了改革開放，成爲改革開放的參與者，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見證者，同時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激情燃燒的大學歲月
王利明剛入校時，全國上下百廢待興，學科體系、課程設置都處在重建的起步階段。很多課程都沒有教材，更別說法學專業了。法學作爲受“文革”影響的重災區，所剩的課本無幾。據了解，當時的課程大多講的是國家政策而非專業的法學知識。
但每個同學都表現出對知識的饑渴。他們抓住一切機會給自己補課。王利明解釋道，他們這一屆生活在文化斷裂的時代，從小學開始適逢“文革”，雖然學到了高中，但這期間不間斷地停課、鬧革命，實際學到的知識很少，就像一個營養不良的小孩兒。同學們重返校園後，如沙漠遇水，幾近瘋狂地攝取知識，以期彌補這11年間的知識虧空。
王利明也不例外，他跟大多數同學一樣，全年泡在圖書館裏，讀各種書，把讀書當成一種享受、一種滿足。那時候圖書館門口經常大清早就排起了長隊，不少同學帶著饅頭鑽進圖書館，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個人都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熄燈了還不舍得睡覺，停電了，就跑到外面的路燈下去看書，太晚了學校關門，還得翻牆回來。對于英語零基礎的他們，要從ABC開始學習，每個人都揣著小本子，寫上每天要記的單詞，打飯、圖書館排隊、散步時，都會順手拿出來讀上幾遍，看上幾眼。同學們的學習狀態用爭分奪秒來形容毫不爲過。
王利明回憶，那時候宿舍裏沒有報紙，他們就去外面公共櫥窗欄裏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有的同學還會摘抄下來，就一些文章上發表的觀點，同學們時常聚在一起展開討論。這些行爲都是自發的，沒有人組織和號召，大家因爲對知識的尊重和渴望而聚在一起。
雖然大家瘋狂讀書，但並不是死讀書，在讀書後，同學們都會認真思考。對于大學時期的很多事情，王利明至今記憶猶新：“那時候的很多故事我都記得，每次上完課，老師都會主動到宿舍繼續跟學生交流，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不僅會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專業問題，還會跟學生探討爲人處事的道理，有時候甚至會跟同學爭論起來。大家紛紛從自己的工作、生活經曆，談對老師講解的各種法律問題的看法。雖然難免面紅耳赤，但同學和老師爭論的都是問題本身，毫無任何雜念。老師給我們帶來的不只是專業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對人生、對事業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和閱曆。”
王利明表示，“七七級”後來無論在政界、學界還是商界，都湧現出不少傑出人物甚至領軍人物的原因，和那個特殊年代、特殊風氣和特殊的一代人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王利明直到現在還時常懷念自己的大學生活：“那時的師生關系非常純粹、親密，老師們無私地傳道授業解惑，不摻雜任何功利的色彩。他們充滿了對教育的原始而強烈的熱愛，驅使他們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學生和教育事業。”
有一次王利明生病臥床，沒有吃飯。當時教民法課的老師聽說後，親自上街買了一只活雞，爲他熬了一罐雞湯，讓獨自在外求學的王利明感動得幾乎要落淚。這樣的師生關系，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十分自然。
回想剛入學時，整個武漢市物資極度匮乏，每天只能吃到一點蔬菜，更別提肉了，幾個月都見不到葷腥。但對于艱苦的生活條件，沒有一個人抱怨。同學們因爲吃過苦、挨過餓，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備感珍惜，毫不在意生活水平的高低。王利明因爲家庭貧困，每個月還能從學校得到十塊錢的生活補貼。這十塊錢，不僅支撐了他的生活費用，他還想辦法省下點錢去書店買幾本自己喜歡的書。
跟那個年代的大部分知識青年一樣，王利明和同學們都有文學氣息。他們經常寫詩歌、散文、劇本，心中都有一個作家夢。王利明大學頭兩年最感興趣的就是寫詩。他還大量閱讀文學書籍，經常和同宿舍的同學方世榮聚在一起討論文學。現在王利明回頭來看，雖然那些書或許無助于他專業水平的提升，但對他日後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人文情懷的培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那一屆的同學們，不單學習知識，還都想肩負起振興中華的責任。“爲中華民族的崛起而讀書”並不是一句空話。爲此班裏還曾召開主題班會，大家展開激烈的討論。每每回想起這些，王利明依然心潮澎湃。作爲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應當成爲社會的棟梁，應當擔起國家和民族的重任。
與民法不期而遇
回想起當時的法學教育，王利明直言：“當時的民法學可以說是一片荒蕪園地，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爲何物，連一本像樣的民法教材都找不到。”彼時，他們在課堂上所學的民法學知識，也只不過是一些有關婚姻家庭、財産繼承、損害賠償的規定。
而王利明走上研習民法這條路，實屬偶然。
臨近畢業的時候，21歲的王利明偶然在教國際私法的張仲伯老師那裏看到了一本名爲《民法概論》的油印小冊子，書的作者是被學界譽爲“中國民法之父”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佟柔。這本在現在看來再普通不過的書，在那個專業書籍極度匮乏的年代，可是珍寶。
這是王利明第一次看到結構嚴謹、體系清晰、講解深入淺出的民法學教科書。用了一晚上時間，讀完了這本書，他覺得酣暢淋漓卻又意猶未盡。這本書很快要還給張老師備課用，當時沒有複印設備，王利明心一橫，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把這本十萬字的小書硬生生地從頭到尾完完整整抄寫了下來。
王利明說：“是這本小冊子引導我進入民法領域，當時讀完我就對民法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也正因爲這本《民法概論》，王利明決心“拜師”佟柔，研習民法。
1981年，王利明通過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的考試，如願成爲佟柔的研究生。
在王利明眼裏，導師佟柔總是戴著一頂前進式鴨舌帽，穿著藏青色中式對襟上衣。走進教室後，佟老師總是把講義放在講台後，摘下帽子，露出一頭稀疏的銀發，然後就開始神情慈祥地進行講述。
来到人民大学，王利明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库本阅览室。接触了一批朝阳大学（人大法學院前身）的法律书籍，大概有几千册，基本上没人看，上面都是一层灰。“我从早到晚就在那个阅览室里，把这几千册书绝大多数都看完了，做了不少笔记。”与王利明经常做伴的是在宗教学与中国哲学领域“双耕”不辍的学界泰斗方立天教授。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他们俩还在阅览室看书迟迟不肯走，最后是被馆员“赶走”的。
王利明表示：“就是在那個時期，每天閱覽大量的書籍，加上有問題就向佟老師請教，才把民法功底打好，打紮實了！”在佟柔的悉心指導下，王利明開始撰寫法學論文，並在民法學理論的前沿問題研究上不斷有斬獲。
1984年，王利明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選擇將自己所學民法知識傳授給更多的學生。
1987年，人民大學開始招收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在佟柔教授的指導下，王利明一邊教學，一邊攻讀民法學博士學位。
1988年12月，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學院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学习，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领域的问题，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英文资料。1989年年底，按期回国。
1990年，王利明順利進行了博士答辯，當時已經身患肺癌的佟柔教授，抱病從醫院來到學校，堅持參加完答辯。王利明成了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
王利明始終不忘佟柔教授對他的教誨：無論遇到什麽困難，都要堅定地在民法學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
如今，王利明已經是法學領域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家，而且長期參與我國民事立法工作，還培養出不少知名的民法學者。
回看走來的這一路，王利明確信，是鄧小平同志決定恢複高考制度讓他及後來的一批批年輕人，擁有了走進大學殿堂、實現大學夢的機會，具有了更多報效國家和社會的機會。正如他時常說的：“教育徹底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
原标题：《“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二｜王利明：關于“七七級”的獨家記憶》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2022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