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專家、各位同仁：
上午好！
今天，国内外行政法学界的同行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数字时代的裁量正义”这一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重要议题。受马怀德会长委托，我谨代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中国政法大学法學院行政法研究所以及中欧法學院对会议的精心筹备，表示衷心的感谢！
當前，人類社會正經曆一場由數字技術驅動的革命性、全局性、根本性變革。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不僅改變了經濟形態、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而且對法治體系和法學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挑戰。“行政法被行政裁量概念統治著”，行政裁量作爲行政法的核心議題，始終面臨著“如何既保證行政效能又守護公平正義”的經典之問。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深刻改變裁量權的行使方式，也正在重塑這一問題的解答語境。行政裁量的研究正面臨深刻的範式革命，我們必須深入思考如何構建適應數字時代的裁量正義新範式。今天的研討會正當其時。
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的行政機關開始在行政決策、行政執法、福利分配中利用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這種數據驅動型裁量運行模式，可以減少對行政人員管理經驗和能力的依賴，同時避免人情等因素的不當幹擾，這樣既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有效控制同類案件的裁量偏差，對于保證行政裁量權的規範、公正行使，促進裁量正義具有積極作用。但對于數字技術在行政裁量中的嵌入，也面臨著諸多質疑和挑戰。
其一，技術理性與價值判斷的張力。行政裁量很多時候涉及價值判斷和權衡。例如，在行政處罰中，執法人員不僅要考慮違法事實，還應綜合評估行爲人的主觀過錯、社會危害性等因素，需要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然而，算法決策依賴于可量化的數據指標，難以處理諸如“社會危害性”“社會效果”等非結構化問題。有的地方采用“智慧城管”系統即曾引發爭議。該系統通過攝像頭自動識別占道經營行爲並生成罰單，但卻無法區分小販是爲生計所迫的“求生型違規”，還是故意違規牟利的“營利型違規”。這種“一刀切”的處理方式，顯然違背了行政裁量所要求的個案正義。
其二，效率優先與程序公正的沖突。數字技術的優勢在于提升行政效率，但程序公正是現代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之一。一些推出的政務服務“秒批”系統，將行政許可決定時間大幅壓縮，導致當事人的陳述申辯權被無形剝奪。這種效率至上的傾向，與行政程序法所追求的程序公正形成了尖銳矛盾。如何在數字化背景下重構陳述申辯等正當程序原則，是我們必須直面的問題。
其三，算法黑箱與信息公開的矛盾。算法黑箱是對算法模型的複雜性及其運行過程的不透明性的比喻，其實質是算法的決策邏輯和過程難以被外部了解或審查。例如深度學習算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解釋性，即便開發者也無法准確解釋某個具體決策的産生過程。另外算法可能涉及商業秘密、知識産權保護、敏感數據保護乃至于國家安全，導致對其公開的要求面臨著一些難以逾越的障礙。
其四，數據依賴與偏見歧視的循環。大數據並未如預期那樣消除偏見，反而可能通過算法強化既有不公。例如，一些地方開發的“違法犯罪預測系統”，主要依據曆史上違法犯罪數據生成的高風險人群畫像。但由于曆史執法中存在對特定群體的過度監管，導致算法進一步放大了這種歧視性效果。這種現象被稱爲“算法偏見的正反饋循環”，即系統輸出的不公平結果又成爲新的訓練數據，使得偏見不斷固化。如何打破這一惡性循環，是規範數字裁量的關鍵難題。
其五，機器語言與自然語言的偏差。在將以自然語言表現的法律規範與裁量基准轉碼爲以機器語言表現的算法規則時，存在對照轉譯、細化轉譯、重構轉譯等不同情形，但所有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偏差。如何確保算法規則與法律規則、機器語言與算法語言在實質上的一致性，是我們面臨的重要挑戰。
各位專家、各位同仁，當前，我們正站在數字技術與法治文明交彙的曆史節點上，面對這場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行政法學界既要以開放姿態擁抱技術創新，同時又要堅守法治底線，保持理論定力。期待各位專家學者在研討中坦誠交流、暢所欲言，爲構建一個技術賦能而非技術主導、既能提升行政效能又能保證個案公正的裁量正義新範式，貢獻和分享自己的真知灼見。預祝會議圓滿成功，祝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致辭人：李洪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國際法所聯合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