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般認爲，法律法規體系化主要是指將分散的法律法規，依據一定理念、原則和方法，整合成一個內在協調一致、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法律法規系統的認識和實踐過程。從理論上講，法律法規體系化是法學研究的重要範疇，表現爲法律法規體系的各種觀點和理論；從立法實踐上講，法律法規體系化是法治建設的基礎，表現爲國家通過統籌法律的立改廢釋纂，增強立法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已經成爲時代主旋律，涉外法治體系包括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健全完善也極爲迫切。爲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將堅持系統觀念作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之一，並再次對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予以強調。這充分表明，健全和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是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必要之舉。健全完善涉外法治體系，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前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涉外法治工作，對加強涉外領域立法、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和法治實施體系”。涉外立法的廣度和深度大幅拓展，制定和修改了一批重要涉外法律法規，爲擴大對外開放，增進國際交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發揮重要作用。在持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構建完備的、協調一致、邏輯自洽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爲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及實踐意義的問題。
二、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原則
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是一項內外聯動的系統工作。就對內維度而言，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關鍵舉措，必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法》爲基本遵循；就對外維度而言，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不僅有助于彰顯我國不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而且有助于反映我國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的法治立場和態度。必須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統領，堅持涉外法治與全球治理的協調推進。
（一）以憲法和對外關系法爲基本遵循
涉外立法屬于國內法範疇，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必須遵守作爲國家根本法憲法的規定和要求。同時，從涉外領域各類法律所規範的對象即涉外法律關系來看，其與國內法律關系的顯著不同在于其“涉外”性。所謂的“涉外”，是指各類法律關系與外國（外法域）法律發生聯系，從而導致國家法律的屬地優先權與屬人優先權之間的沖突。一國的涉外法律法規，就是爲了從國內法角度解決或協調這種沖突，表現爲通過涉外執法司法活動，對外國主體或外國國家的權益産生影響。對外關系法是涉外領域的基礎性和綜合性立法，確立了我國對外工作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方針、原則。因此，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也必須遵循對外關系法的要求。
在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過程中，堅持以憲法和對外關系法爲基本遵循，應明確兩點。第一，涉外立法的目標設定和價值理念方面，應當遵循憲法及對外關系法的規定。憲法和對外關系法中關于發展對外關系的目標和任務等方面的規定，不僅是我國開展對外交往活動的基本遵循，而且是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法律依據和目標導向。第二，涉外立法和締約程序，應當符合憲法及對外關系法的規定。建立涉外立法和締約程序的合憲性審查制度，在涉外法律草案審議階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加強對涉外立法草案的合憲性審查；在涉外立法的實施階段，若發現存在重大隱患或風險，也應當提交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進行合憲性審查。在締約程序方面，可參照立法法關于合憲性審查的規定，由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或者由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同外事委員會，開展條約締結的合憲性審查工作。
（二）以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基本統領
涉外法律法規的內容及體系構建，不僅反映出我國對待外國主體和外國法律的態度，其完備性和協調性也能夠反映我國的法治化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國方案，也是推動涉外法治建設的重要目標。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作爲涉外法治體系的基礎性組成部分，應當以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統領，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將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貫穿于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的過程之中。例如，在制定和完善涉外管轄權的相關規則時，應當合理界定國內法域外適用的條件和範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諸如“適當聯系”管轄權規則的適用；對于公法領域的管轄權沖突，注重發揮對外關系法及相關涉外立法的協調功能，堅持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通過國際合作原則與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解決沖突。
（三）以堅持涉外法治與全球治理的協調推進爲基本路徑
國家是推動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主體和紐帶。國家基于法治思維對涉外領域各類事務的治理，將國內法治延伸或者擴展于全球治理，有利于發揮涉外法治對于國際法治體系和全球治理體系的良好促進作用。因此，我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有必要借助涉外法治體系的橋梁作用，爲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有必要在堅持涉外法治與全球治理的協調推進中進行。一方面，涉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完善，應當遵循國際法治實踐中獲得普遍認可的法律價值與理念，同時充分考慮各國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所形成的共識。這種共識通常表現爲國家或國際組織制定的指導性文件、示範法、准則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際社會在特定領域所形成的共同價值觀和發展趨勢，對涉外立法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此外，還應注意主動對接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提高涉外立法的開放性。另一方面，不斷完善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涉外立法，探索制定新興領域的涉外法律法規，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三、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方法論
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首先需要確定涉外立法的認定標准及其範圍，進而明確其理論依據和實踐邏輯，最終明確體系化工作的重點和步驟。
（一）涉外立法的認定標准及其範圍
第一，認定標准。涉外關系包括涉外私人間關系、涉外政府間關系和涉外的政府與私人間關系。廣義上的涉外關系，或者說涉外法治和涉外法律法規體系語境下的涉外關系，與國家的對外關系是對應的。
因此，應當結合國際私法關于涉外的認定標准、反壟斷等領域國內法域外適用的“影響原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綜合性的認定標准。具體而言：一是將調整涉外主體（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或組織、外資企業、國際組織等）和涉外客體（包括標的、法律事實等）的法律，界定爲涉外法律；二是將調整與外國法或外國有聯系的事項的法律，以及對本國生效的國際法，均界定爲涉外法律；三是將能夠對外國人或者外國法律産生實質影響的法律，例如國內法中的域外效力條款，界定爲涉外法律；四是其他與涉外法治相關的法律，例如自由貿易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相關法律法規，原則上也應當屬于涉外法律法規的範疇。
此外，能否成爲涉外法治的法律淵源，還需要考慮是否與主權國家的憲法規定、原則和精神不相抵觸，以及這些法律淵源能否對主權國家形成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效力。同時，對于那些雖然包含涉及外國主體的表述，但實際上是調整本國主體的法律法規，不應認定爲涉外立法。
第二，基本範圍。一是從所涉及的事項及其歸屬領域來看，涉外法律法規體系至少包含調整以下事項的法律法規：國家主權與安全；國家外交關系；外國主體在我國境內的管理；人員、貨物、信息的跨境流動管理；國內法的域外適用；跨國執法和司法合作；經濟、文化、環境等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二是從法律層級來看，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包含國內法律法規和對我國生效的國際法規範。國內法律法規包括涉及國家對外交往的憲法、憲法相關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國際法規範則包括我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中國聲明保留的除外）以及我國認可或接受的國際慣例。三是從調整對象的性質來看，涉外法律法規體系包含調整國家之間、國家公權力機關之間的法律法規，同時也包含特定調整公民和其他私人主體行爲的法律法規。
（二）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理論依據和實踐邏輯
在理論依據方面，應當堅持系統思維和方法，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相關理論，運用法學研究領域中關于構建法律體系的理論。
在實踐邏輯方面，涉外傳統領域、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的立法需求有所不同，應根據各個領域在實踐中遇到的重難點問題，明確涉外立法及其完善的重點。對于涉外民商事爭議解決等傳統領域，重點在于總結實踐經驗，進一步提高涉外立法的質量。對于涉及國家安全、海外利益保護等重點領域，核心在于維護和保障國家利益。對于涉及人工智能、太空資源開發等新興領域，應從實踐中發現和總結法律問題，結合國際社會的發展實踐和本國國情，有步驟地制定新興領域的各項立法，補齊法律短板；同時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制定新興領域的國際規則，增強我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三）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要求
一是提高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備性。要盡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主要包括：涉及在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針對涉外法治領域的風險與挑戰，需要補充的立法；爲實現對外關系法第三章所規定的發展對外關系的目標任務所應補充的立法；其他需要新增的法律法規，例如涉及外國高技術人才移民管理的法律法規，以及在華外國難民管理的法律等。
二是加強涉外領域立法的協同性。首先，加強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協同。涉外領域的地方立法也是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組成部分，但要受到兩方面的限制，既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也不得超出地方政府對外交往權能的範圍。對于地方立法機關在涉外領域的立法權問題，在特定條件下，地方立法機關享有一定立法權；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基于授權，可以制定僅在特定區域內實施的涉外法規。在特定條件下，可在上位法基礎上制定相應變通性規定。
其次，加強區域立法協同。根據立法法第八十三條，在不違反第十一條和第八十二條限制的情況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區域協調發展的需要，可以協同制定地方性法規，在本行政區域或者有關區域內實施。盡管協同立法的目的是“協調區域發展”，但從調整的事項來看，區域協同立法也可能與涉外立法相關。因此，立法法第八十三條也可作爲涉外領域協同立法的法律依據。
最後，加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立法與其他區域立法的協同。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等涉外法治前沿領域所形成的立法經驗，可以逐步有序地推廣至其他地區，從而整體上提高我國涉外立法的開放度和立法質量。
三是注重涉外法律法規的銜接性。首先，在國內法域外適用問題上，做好立法管轄權、司法管轄權和執法管轄權規則的銜接配合。充分發揮民事訴訟法規定的“適當聯系”管轄規則作爲中國法域外適用的配套制度的功能，由法院依據該條款行使相應的域外司法管轄權。在反壟斷領域，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壟斷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明確將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作爲反壟斷法域外適用條款配套的司法管轄依據。當然，對于“適當聯系”的具體認定，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結合司法實踐制定相關的司法解釋，從而保障該條款在實踐中的正確適用。
其次，做好程序規則與實體規則的銜接。目前的涉外立法表現出重實體而輕程序的特點，涉外領域的程序法主要集中在涉外民事和刑事訴訟領域，而在反外國制裁等重要領域，缺少完備的程序性規則予以銜接。應當加強涉外領域程序性規則的制定。從短期來看，針對反外國制裁等重要領域，制定相應的審查程序、豁免程序、追回程序等配套程序規則；從長期來看，綜合國際公法領域的引渡程序規則、國家豁免程序規則、刑事司法協助規則，國際私法領域的涉外民事訴訟規則、強制執行程序規則，國際經濟法領域的涉外程序法等一系列涉外程序規則，構建統一的涉外程序規則體系。
最後，應當做好與對外關系法的立法銜接工作。對外關系法中爲私人主體設定權利義務的條款，應作爲對外關系法律規範與其他領域法律規範的銜接依據。
四、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保障機制
（一）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和涉外法治隊伍建設
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和涉外法治隊伍建設，是涉外法治保障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問題，也是確保涉外法治保障體系持續有效運行的關鍵。重點在于以實踐爲導向，供給側和需求側協同發力，實現有效對接。在繼續落實並優化現有舉措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法院等實務部門與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完善國內法學與國際法學互動交流的高等教育制度。
（二）建構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
建構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已經成爲當前中國法學研究的重大命題。在此背景下，涉外法治體系的研究，應當兼具對策回應和理論提升兩方面的功能。既要著眼于爲涉外法治體系建設中的具體問題提出完善建議，也要注重總結歸納學界關于涉外法治體系研究所形成的共識，提煉核心理論問題，形成一套關于涉外法治體系的理論，將涉外法治體系發展爲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概念和研究框架，從而構建中國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話語體系。在與國際法學界對話過程中，積極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增強中國國際法學研究的自主性，爲涉外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撐。
（三）推進涉外法治話語體系建設
涉外法治話語是展示我國涉外法治的理念、立場和行動，塑造我國在國際社會的法治形象的重要方面，核心在于闡明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活動中的法和理，增強公信力，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同。目前，我國的涉外法治話語仍然處于生成階段，理論和實踐的融合有待深化、重點領域學術成果研究指向有待明確，涉外法治話語的體系化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涉外立法話語是涉外法治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立法目的表達以及域外適用條款的設置兩個方面的問題。立法目的方面，在保障本國國家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推動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尊重外國國家主權，保障外國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規定域外適用條款時，話語表述上要以真實聯系爲重心，同時考慮域外立法管轄目的合法性、適當性、必要性，構建“限制立法+協助執行”的域外管轄模式。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構建一個科學完備、有機聯系、協調一致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是涉外法治體系得以良好運行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爲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堅實法治保障的基礎。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要遵循憲法和對外關系法的要求，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涉外法治與全球治理協調推進。要采用綜合性的涉外立法界定標准，通過合理排除和新增立法，確定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基本範圍。要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明確涉外傳統領域、重點領域和新興領域的不同立法需求，增強涉外立法的完備性、協同性和銜接性。要不斷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建構涉外法治自主知識體系和涉外法治話語體系，爲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撐和動力源泉。
〔本文系2024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涉外領域法治體系建設研究”（24JZD03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國際私法研究會副會長